山岛竦峙	岚山	牧歌
和气兆丰年	海月山云	每逢佳节倍思亲
《枫桥夜泊》	《朝发白帝城》	夕阳无限好
《二月春风似剪刀》	《望洞庭》	《江南逢李龟年》

　　高振恒 1940年生，河北人。教授。1959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1965年毕业并留校执教至今。原天津美院副院长，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版协理事。王学仲艺术馆研究员，中原书画院、龙都书画院、绿宝石书画院等名誉院长，圣泉碑林顾问。高振恒教授做学问和教学态度严谨，年轻时在祖国的大好山川中苦苦寻觅创作灵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速写。在版画学习和研究中，师从著名书画家李骆公、孙其峰、王颂余、王学仲、肖朗、田昆、张坚如等，又得王琦、黄永玉、李苦禅、叶浅予等名家指导。1985年习铜版画，得到美籍华人画家王绮教授的指导。高振恒的木刻、铜版画以花卉为主，出版有《高振恒木刻花会集》、《彩色铜版画——诗情画意》。在书法上，又从李骆公大师指导中，获益非浅。高教授在艺术上的追求，从不照搬、克隆，独抒己见，“自行其是”，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跋涉中，从传统的书画中不断吸取艺术营养，整合出极具个性的、新的艺术形式——现代风书法和中国彩墨画。

现代：从传统中蜕变——读高振恒新作有感

　　经历了二十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反思，中国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传播工具的便捷使艺术形态趋向多样化。而艺术家在把握传统与现代、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方面也有了较大的自主权。

　　在当代艺术中，主流/非主流，高雅/低俗，激进/保守，技巧的/观念的……以往的一切规范都模糊了界限，各类艺术都在突破界限的探索中尝试着新创作的可能，如赶庙会般地涌来退去。同时笼统而混淆审美取向且长期一统天下的大众艺术如巨覆倾覆轰然倒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刚刚有了一个可喜的发端。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厚道而有些执拗的高振恒拎着他的两块招牌——现代书法和彩色书法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高振恒先生待人平和，做事认真而有章法。六十多岁的人竟以僧人写经般的定性，一头扎进古文字的研究和创作之中。

　　中国文字进化缓慢，却产生了书法艺术。在文字的工具性与艺术性并存的时代，书法基本上止于临摹与抄袭。在硬笔已取代工具性的百年间，这种背离艺术本质的局面也仍然没有改变。

　　时在天津美院副院长任上的高先生已无暇画画，或许是简便易行，抑或心中那涌动着的创作激情，凭借自小对书法的喜好，受李骆公的影响，在甲骨、金文的碑版拓片中寻觅。由偏旁、部首到结字规律，笔记也作了几十本。他以为，汉字的构成方式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其中象形是基础。于是便在象形上做足文章，借鉴缪篆中的增减、伸缩之法，章法上打破四周边栏，并以大小、粗细、干湿、浓淡增其变化，将毛笔舔扁或干脆用板刷笔两边浓中间淡地任其行笔穿插、扭动，或徐或疾，充分利用宣纸的洇浸功能。少字作品重章法，多字作品重气势，少则两三字，多则数百字，似字似画，气贯长虹。十余年间，在画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典型的招牌式作品有少字的如《牧歌》、《岚山》，多字的如曹操《观沧海》、屈原《国殇》等。

　　作为艺术家，圈内称道、社会认可已属不易，可作为艺术的跋涉者，他也不会因途中美景诱人而止步。大约一年前吧，振恒先生对书画界的朋友许下一毒誓：要将书法绚丽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以为然。其时他正集中精力将他的版画花卉移作国画。或许是其中的过程使他大获启发，各种胶水、化学试剂和反复拓印方法令他灵感凸现吧。“彩色书法”是振恒先生颇有自嘲意思的称谓。前不久，当一幅幅新作展现在我的面前，心中不禁怦然一动：洋洋百首唐诗如百舸争流或似激流中翻卷的浪花，在色彩斑斓的长河中跳荡。我不知道这该属于书法还是绘画，两者的界定模糊含混而不确定。那神野以外的感受也似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移：一片天蓝色的氤氲之中几行橘红色的甲骨文错落朴拙而又显得清丽悦目；淡黄色的金文嵌于几块有冲胶效果的深紫之上，像一方古雅的绵缎轻柔地飘动起来，由于互为补色的关系，使其夺目而灿烂；几块赭石和淡墨之间若有若无的字迹如悠远的古碑拓片，朴厚而沉雄得别有一番韵味……

　　文字在此虽仍保留书法的印痕，但更多的是一种符号性的提示，或者仅仅是画面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这是将其视为绘画的依据。振恒先生在创作这些新作时也明显地有一种兼顾，既重形式构成亦重传统欣赏习惯，在一些夸张变形较大的古字作品中，加注了行楷释文，这又使其保留了书法的特征。虽然有评论家对此提出异议，但振恒先生只是厚道地笑笑未加可否。艺术是否应该超越表象而追问其本质？受众的层面是否决定了艺术家的价值取向？一切都在探索之中。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各种艺术都具有了全球化的意义。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艺术语言整合为新的艺术样式，就带有明显的从传统中蜕变的特征。假如坚持这一特征也就会使这一新的艺术更具民族性。有的人说高振恒先生的新作为现代书法，我也曾撰文指出他的早期作品为书法的第三语言（以区别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在艺术趋向多元化的时代，高振恒先生的这些新作中所具有的“书”与“画”的不确定性，以及传统文化蜕变而来的现代气息，使其更带有将书法这一技巧性艺术转变为观念性艺术的倾向，而这一倾向也预示着在蜕变的传统已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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